消息传到坤甸的时候是晚上。沈月娥从通讯室跑出来，手里攥着一张电报纸，纸边被手指捏出了折痕。她推开办公室的门，林平正和杨教官在桌前核对边防哨所的物资清单，两个人同时抬起头来。
“联合国那边有消息了。”沈月娥把电报纸放在桌上，“非殖民化委员会把兰芳问题列入了讨论议程。荷兰代表在会上提出动议，要求委员会认定兰芳为‘非法分离实体’，建议成员国不予承认。会议开了两天，没有形成决议，但荷兰人的提案被记录在案了。”
林平拿起电报纸看了一遍。电文是陈默从纽约发来的，措辞简洁，只说议程情况和荷兰提案被搁置的原因——有几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发言，认为兰芳问题属于地区事务，应当由当事各方通过协商解决，不宜由联合国单方面定性。这些发言不构成正式决议，但让荷兰人的提案没有被通过。
“陈默在纽约？”林平问。
“他在美国。电报是从纽约发出来的，用的是当地的一个临时电台。”沈月娥退后一步站在门口，等着有没有别的吩咐。
林平把电报纸折好放在桌角。杨教官继续翻物资清单，但翻了两页之后停下来，看着林平：“光靠几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说几句话，挡不住荷兰人下一次再提案。他们如果持续推动，委员会早晚要给出一个态度。”
林平没有接话。他把电报纸又拿起来看了一遍，目光停在电文最后一行——陈默在结尾处加了一句话：“已联系当地游说渠道，准备应对下一轮会议。”
纽约那边的行动比坤甸这边预想的快。陈默到纽约之后的第三天就通过陈嘉庚介绍的关系，约见了一家专做国际事务游说的小公司。公司不大，办公室在曼哈顿中城一栋旧写字楼的七层，只有三间房间和六个员工，但负责人是个在华盛顿和纽约两地都有人脉的老手，姓戴维斯，曾经在国务院做过几年东南亚事务的助理。
陈默和戴维斯见面的地点选在办公室楼下的咖啡厅。戴维斯五十多岁，穿一件深灰色西装，领带松着，说话的时候习惯把眼镜摘下来拿在手里晃。他听完陈默的情况介绍之后没有立刻报价，先问了几个问题——兰芳目前的实际控制区域有多大，有没有稳定的行政机构，荷兰人在当地的军事存在还剩多少，以及兰芳方面有没有和其他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陈默逐一回答。戴维斯听完之后把眼镜重新戴上，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纸，写了一个数字推过来。陈默看了一眼，数字后面带着一个美元的符号，旁边写了“首期”两个字。他把纸对折起来放进口袋，站起来和戴维斯握了手，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
陈嘉庚那边的钱三天后到账，走的是旧金山一家银行的汇款渠道。陈默在收到汇款确认的当天下午去了戴维斯的办公室，把一张汇票交给他。戴维斯收了钱之后当即打了几个电话，先是联系了华盛顿的一个前同事，又联系了纽约一家智库的研究员。电话打完他告诉陈默，下周委员会复会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发言安排——某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将在会上提出建议，呼吁将兰芳问题转为“技术性暂缓”，不列入本次会议的表决议程。
复会那天的会上，荷兰代表再次发言重申了之前的立场，措辞比上次更硬。随后发言的是另一个国家的代表，发言内容温和，主要提到了非殖民化进程中应当尊重地区特点和当地居民的意愿，不应简单定性。再后面又有两个国家的代表附议了类似的观点。会议结束时，荷兰人的提案没有被列入表决程序，委员会的决议文本里对兰芳只字未提。
陈默在会后从戴维斯那里拿到了会议的详细记录。记录里逐条列出了各国代表的发言摘要，他看完之后把记录收进公文包，当晚给坤甸发了一封电报。电文不长，只有两行：“第一轮挡下。荷兰人不会罢手，下一轮会议前需要更多准备。资金余量尚可，后续待定。”
林平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坐在办公室里就着煤油灯把电文看了两遍，然后把电报纸折好放进抽屉。外面的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只有远处港区方向还亮着几盏灯，灯光在夜雾里晕成模糊的光团。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了一眼广场上空空荡荡的旗杆，然后转身吹灭了灯，走出了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陈默从纽约发来的第二封电报到了。这封比上一封长一些，里面提到戴维斯在会后跟他详细聊了一次，戴维斯说荷兰人已经在联络另外几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准备在下一次会议上把提案重新包装成“地区稳定与人权保护”的议题，措辞会比之前更软，但实质内容不变。戴维斯建议兰芳方面尽快整理一份关于本地行政和民生状况的书面材料，直接递交给委员会秘书处，作为参考文件备案。材料不需要长篇大论，重点是数据和事实，让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在编简报的时候有东西可引。
林平把电报转给吴广平。吴广平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把材料写好，内容包括兰芳控制区内的人口数量、学校数量和入学人数、医院和诊所的接诊数据、矿区和农田的生产恢复情况、港口进出口的月度统计，以及临时法庭成立以来审理和调解的案件数量。材料用中文写成，附了一份英文翻译，由叶姓年轻人从马尼拉那边帮忙校对了一遍。材料誊清之后用牛皮纸信封封好，交给陈默带回纽约。
陈默带着材料回到纽约的当天，正好赶上戴维斯约好的一个饭局。饭局在曼哈顿东区一家不起眼的小餐馆里，同桌的还有两个智库研究员和一个某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中层外交官。戴维斯在饭桌上把兰芳的材料分发给在座的人，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提了一句“婆罗洲那边的情况，数据都在这里面”。外交官翻了翻材料，看完之后问了一两个关于贸易和港口的问题，陈默回答之后他没有再追问，把材料收进了自己的公文包。
饭局结束之后戴维斯和陈默站在餐馆门口等车。戴维斯把烟点上，抽了一口，侧头看着陈默：“材料我留了一份。委员会那边会有人看，看完了会有人提到。不需要决议，不需要声明，只要有人在走廊里聊起来的时候能说出几句靠谱的话，风向就会慢慢变。”
陈默没有接话，看着街面上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戴维斯把烟抽完掐灭了，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头冲陈默点了下头便上车走了。陈默独自站在餐馆门口又待了一会儿，才步行朝旅馆的方向走去。
几周之后，委员会秘书处编发的内部简报里出现了一段关于兰芳的短讯，篇幅不大，夹在几则关于非洲事务的报道之间。文字客观，援引了递交材料的几个数据，没有做任何评价。简报散发之后，又有两个国家的代表在不同场合提到了兰芳的情况，语气比之前更加中立。荷兰代表没有再提出新的动议，下一次会议议程里没有出现兰芳的名字。
坤甸这边的反应平静。林平把简报的影印件夹进办公桌抽屉里，上面压着兵力分布图和其他几份文件。广场上的旗杆依然每天升着那面暗红色的旗帜，港口每天有商船进出，边防哨所的巡逻按班次轮换，航空站的飞机每隔几天飞一趟边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