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雾像一层黏腻的纱，缠绕着镇政府大楼灰色的轮廓。
清晨六点，整座小镇还在沉睡，唯有我醒着，或者说，我从未睡着。
我整了整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教师外套，母亲的遗物。
袖口磨损的毛边蹭着我的手腕，像一种无声的提醒。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领口，那枚生锈的蝴蝶胸针冰冷坚硬，它曾别在母亲师范毕业照的衣襟上，那时她笑得像窗外的阳光。
我的背包很轻，只装着两样东西。
一份未经任何加密的原始U盘，赤裸裸地储存着那些足以将这座小镇掀翻的罪证。
还有一本小学语文课本，它的右上角被火燎过，焦黑的边缘卷曲着，像一张痛苦张开的嘴。
脑海里，昨夜的梦境正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反复回放。
七个穿着同样裙子的女孩，站成一排，在无尽的黑暗里齐声背诵着《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她们的声音越来越轻，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孤独地念完最后一句。
那不是梦，是预演。
我知道，今天我踏入那座大楼，不是为了寻求青天大老爷的怜悯，而是要去补一堂课。
一堂被十五年前那个雪夜掩埋，至今无人敢提及的课。
街角的便利店门口，顾昭亭蹲在台阶上，捧着一杯热豆浆。
他没穿那身笔挺的制服，藏青色的夹克让他看起来像个刚下夜班的工人，只是那双眼睛过于锐利，像鹰，一刻不停地扫视着街上寥寥无几的车辆。
他看见我，站起身，将豆浆塞进我冰冷的手里。
“他们昨晚撤了三个人，”他压低声音，热气拂过我的耳廓，“赵姨消失了，副镇长的办公室，灯亮了一整夜。”
我点点头，掌心的温度让我有一瞬间的恍惚。
我拉开背包最外层的拉链，把那本烧焦的课本塞了进去，特意让那个焦黑的角露在外面。
它必须被看见，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你的妆花了。”他递来一张纸巾，指了指我的眼角。
我摇摇头，没有接。
我任由那道画歪的眼线在眼角晕开，像一道黑色的泪痕。
“我不需要干净体面，”我轻声说，声音沙哑得厉害，“我需要看起来……像个刚哭过的学生。”一个绝望的、走投无路的学生。
他沉默地看着我，目光复杂。
过了几秒，他忽然伸出手，不是擦拭我的眼角，而是轻轻扶正了我领口那枚歪掉的蝴蝶胸针。
“去吧。”他的声音很沉，“我在街对面的车里等你。如果那扇门关上了，我就踹开它。”
政府大楼的大厅空旷而冰冷，值班员正昏昏欲睡地打着哈欠。
我走上前，将我的工作证放在台面上。
他看了一眼，愣住了——“社区档案管理员，林晚照”。
一个边缘得不能再边缘的职位，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
“我要提交一份证据材料，”我平静地开口，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同时，依据《基层公共文化活动开放条例》第十二条，我申请临时讲师权限，在大楼的公共空间进行一次宣讲。”
他被我这套说辞搞蒙了，结结巴巴地说需要请示领导。
我没有等他，径直走向大厅侧面的公告栏。
在那些扶贫慰问、优秀干部表彰的照片旁边，我取出了那张被我珍藏了十五年的七人合影，用图钉牢牢地按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照片上，七个女孩笑靥如花。
我的举动很快吸引了零星几个前来办事的人。
有人凑近了看，发出一声惊呼：“这不是老张家的二闺女吗？不是说去南方打工好几年没回来了……”
议论声像投入池塘的石子，激起一圈圈涟漪。
我转身面对渐渐聚拢的人群，从背包里拿出U盘和一台便携投影仪，利落地连接上。
雪白的墙壁瞬间变成了一块幕布。
画面起初是空白的，只有滋滋的电流声。
随即，一段音频毫无预兆地炸开。
是一个小女孩带着哭腔的呢喃：“我不想睡……妈妈，我不想睡……”
紧接着，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急促而用力，像在签署一份魔鬼的契约。
最后，一个女人温柔却颤抖的声音响起，那是我母亲的声音：“晚照，闭上眼睛，很快的，不疼的……”
整个大厅，瞬间死寂。连呼吸声都消失了。
“住手！你在干什么！”
急促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副镇长带着两名工作人员疾步而下，他的脸因愤怒和惊恐而扭曲，铁青一片。
“立刻停止播放！这些都是正在调查中的内部资料，严禁外泄！”
他伸手就要去拔电源，我却比他更快，猛地按下了播放器的切换键。
墙上的画面瞬间改变，不再是音频波形，而是一份名为《最后一课讲义》的文档首页。
与此同时，大厅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手机邮件的提示音。
我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你说这是‘内部处理’，可你们连那些孩子枕头下藏着的碎布片都一一编号归档了，怎么就不敢让所有人看看，你们到底在‘处理’什么？”
人群彻底炸开了锅。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颤巍巍地举起她的老人机，屏幕上正显示着邮件内容，她声音发抖：“我孙女……我孙女去年也收到过那个‘雏菊助学基金’的汇款……”
副镇长的嘴唇哆嗦着，还想辩解什么，可他的目光越过我，死死地钉在了大门口。
数名穿着特勤制服的人员不知何时已经肃立在那里，为首的正是顾昭亭。
他脱掉了夹克，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冷静地宣布：“根据对加密芯片的破解报告，我们来了。”
副镇长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
他知道，这场被他们按在地下十五年的清算，终于被拖到了阳光里。
中午十二点，镇中学的大礼堂。
我站在讲台上，台下坐满了闻讯赶来的家长、老师，甚至还有许多穿着校服的学生。
我身后的黑板上，只写了一行粉笔字：“谁允许他们，替你们决定生死？”
我没有准备任何讲稿。
我只是翻开那本烧焦的语文课本，指着第一页已经模糊不清的《静夜思》。
“这首诗，我妈妈教我背完的那个晚上，就被人带走了。他们告诉邻居，我妈妈精神失常，被接去‘归位’了。其实，她只是被从这个世界上抹掉了。”
“后来，他们想对我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想把我也变成一个安静的模型，一个听话的容器，一个不会喊疼也不会记仇的标本。”我停顿了一下，从背包里，将那个碎裂的陶瓷娃娃残骸和那枚刻着编号的铜牌，轻轻放在了讲台上。
“但我记得疼，我记得害怕。我记得每一个不该被忘记的名字。”我的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或震惊、或同情、或愤怒的脸，“我不是最后一个受害者。但如果从今天起，你们所有人都开始记住，开始追问，那么，就不会再有下一个。”
礼堂里安静得能听见心跳。
当刺耳的下课铃声响起时，第一排，一个穿着蓝色校服的女孩慢慢站了起来。
她走到台前，仰头看着我，用一种极轻、却无比坚定的声音说：“老师，我也想讲一课。”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笑了。
我将那本烧焦的课本递到她的手里。
窗外，正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泼洒进来，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尘埃，也照亮了黑板上那行未被擦去的粉笔字。
它们像一把火种，终于落进了这片沉寂已久的干草堆。
就在女孩接过课本的那一刻，头顶上方的灯光忽然闪烁了几下。
紧接着，整个礼堂的灯光一盏接一盏地暗了下去，在一片压抑的惊呼声中，只剩下讲台上方那一盏孤零零的聚光灯，像一只睁开的眼睛，冷冷地笼罩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