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末，莫斯科的夜晚带着夏季特有的短暂凉爽。
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厅灯火通明，水晶吊灯将整个空间照得如同白昼。
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主持的欢迎晚宴正在进行中，长桌上摆着相对丰盛的食物。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莫斯科，这已经是最高规格的接待。
林坐在契切林右侧，用流利的俄语与这位苏维埃外交负责人交谈。
契切林是个学者型革命家，戴着金丝边眼镜，谈吐文雅，对国际局势有着精辟的见解。
他们讨论了凡尔赛条约对欧洲格局的影响，协约国干涉苏俄内战的可能性，以及德国革命未来的走向。
“列宁同志对你评价很高，”契切林在宴会间隙低声对林说，“他说你不仅是个实践者，也是个理论家。”
“这在革命者中很难得——大多数人有热情但缺乏深度，有深度的人又往往脱离实际。”
林谦虚地回应：“我只是把学到的理论应用到具体环境中。”
“每个国家的革命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宴会进行到晚上九点时，一个身穿黑色皮夹克的男人悄然进入宴会厅。
他的出现让整个大厅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是变得更热烈，而是变得更……
肃穆。
那人身材消瘦，脸色苍白，戴着圆框眼镜，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冷峻、严谨、近乎禁欲的气质。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
林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位契卡的创始人，在历史记载中以“钢铁般的费利克斯”闻名。
但此刻站在宴会厅门口的捷尔任斯基，看起来更像一个疲惫的知识分子，而非传说中的“红色恐怖”象征。
捷尔任斯基与契切林简短交谈了几句，然后目光转向林。
那双藏在镜片后的眼睛锐利如鹰，仿佛能穿透一切伪装，直接看到灵魂深处。
但林迎上那目光时，心中涌起的不是畏惧，而是一种深深的敬重。
他敬重的不是契卡的权力。
他敬重的是这个人身上那种近乎圣徒般的献身精神。
是那种为了革命理想可以牺牲一切，包括自己健康和生命的绝对忠诚。
七年后，这位“钢铁般的费利克斯”会在一次激烈的党内辩论中，因心脏病突发倒下，死在扞卫国家工业化路线的演讲台上。
有人说，那是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给气死的。
但林心里清楚。
那不是被“气死”，而是长期超负荷工作、神经高度紧张、将全部生命奉献给革命事业后，身体的最终崩溃。
“林同志，”捷尔任斯基走到林面前，用带着波兰口音的俄语说道，“我听说了你在柏林的工作。”
“特别是你建立的那个‘内卫部’——很有想法。”
“秩序和纪律对革命政权来说，和热情同样重要。”
他的声音平静而低沉，每个字都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说出的。
“捷尔任斯基同志，您的认可是我的荣幸，”林真诚地说，“我在组织安全机构时，参考了契卡的一些经验。”
“当然，也根据德国的具体情况做了调整。”
捷尔任斯基微微点头：“因地制宜是对的。盲目照搬只会失败。”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变得更深邃，“但我听说，你对被捕的技术人员采取了……温和的政策。”
“劳动改造而非处决。”
“是的，”林坦然承认，“我认为，对于那些没有直接血债、只是服务于旧政权机器的专业人员，改造比消灭更有价值。”
“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可以为新社会服务。”
出乎意料地，捷尔任斯基的脸上露出了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
那微笑转瞬即逝，但确实存在：“很务实的观点。”
“革命需要理想主义，也需要现实主义。”
“你两者兼备，这很难得。”
他们又交谈了几分钟，主要是关于情报工作的组织原则和人员甄别方法。
捷尔任斯基的话语简洁而精准，每句话都直指核心。
林认真倾听，不时提出自己的见解。
这是一场两个来自不同国家、却面临相似问题的革命安全负责人的专业对话。
宴会结束时，契切林告诉林：“明天上午十点，列宁同志想再次见你。”
“不过特别提醒你一句，捷尔任斯基同志也会在场。”
……
第二天上午，克里姆林宫。
列宁的办公室比上次更加拥挤——不是因为人多，而是因为桌上、椅子上甚至地板上都堆满了书籍和文件。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堆积如山的纸张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列宁坐在办公桌后，捷尔任斯基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两人似乎刚刚结束一场严肃的谈话。
“林同志，请坐，”列宁指了指房间里唯一一张空着的椅子，“我们正在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想听听你的看法。”
林坐下，注意到捷尔任斯基面前摊开着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书页边缘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列宁同志告诉我，你对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有自己的见解，”捷尔任斯基开口道，他的声音比昨晚更加疲惫，但思维依然敏锐，“特别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
林深吸一口气。
这是真正考验理论深度的时刻。
面对列宁和捷尔任斯基这两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和最有原则性的革命实践家，他必须拿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我认为，”林开始谨慎地陈述，“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分析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宁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首先突破的理论，指导了俄国革命的胜利。”
他顿了顿，整理着思绪：“但世界是多元的。除了像俄国这样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仍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国家，还有更多更落后的国家——农业社会为主体，工业几乎不存在，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土封建势力勾结，压迫着广大农民和少数萌芽的无产阶级。”
“在这些地方，革命的道路会有自己的特殊性。”
列宁向前倾身，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说下去。”
“在这些国家，”林继续说道，“革命可能需要分阶段进行。”
“首先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统治，实现国家独立和土地改革。”
“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虽然弱小，但必须争取领导权，与最广大的农民结成牢固联盟。”
“然后，在条件成熟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观点在后世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但在这个时代，它还只是一种探索性的思考。
捷尔任斯基沉思着：“你是说，在某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
“是的，”林点头，“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阶级力量的对比、群众觉悟的程度，都决定了革命必须循序渐进。”
“强行跳跃只会导致灾难——要么革命被反动势力扑灭，要么革命政权因为缺乏物质和文化基础而变质。”
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
列宁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这是他深度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很深刻的见解，”列宁终于开口，“你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俄国革命的道路，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国家。”他看向捷尔任斯基，“费利克斯，你怎么看？”
捷尔任斯基推了推眼镜：“理论上是成立的。”
“但实践中有个问题：”
“如何保证这个‘过渡阶段’不会停滞，不会滑向资产阶级统治？”
“如何确保无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的领导权不丢失？”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
林思考了一会儿，缓缓说道：“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有纪律的先锋队政党。”
“这个党不仅要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也要能够代表农民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根本利益。”
“党必须在各个阶段都保持战略清醒，既不能冒进，也不能投降。”
林没有提出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抛出了一些关键观点，供列宁和捷尔任斯基思考。
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三个人就帝国主义时代革命的道路、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党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不是简单的问答，而是真正的思想交锋和碰撞。
林发现，列宁和捷尔任斯基虽然立场坚定，但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只要这些思想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上。
“你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谈话快结束时，列宁感慨地说，“总是试图用理论去解释现实，用现实去发展理论。”
“保持这种精神，林同志。”
“革命需要理想主义者，更需要能够将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的实干家。”
捷尔任斯基也罕见地表示了赞同：“你的思考很有价值。”
“特别是在对待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上——这是许多欧洲革命者容易忽略或简单化处理的问题。”
“我们这里也有同志是喜欢忽略甚至是否定农民问题。”
“你很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