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他的工作。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向父母解释的工作。一个在行业目录里不存在的工作。一个也许五年后、十年后就不存在了的工作。但现在，此时此刻，有人需要它。
窗外的桂花香更浓了一些。
林渡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了一个新的代码。
电话响的时候，林渡正在洗一个碗。
就一个碗。他中午吃的挂面，面汤里打了个鸡蛋，碗底结了一层薄薄的蛋渍，得用钢丝球使劲蹭才能蹭掉。他关掉水龙头，擦了擦手，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属地是四川成都。他不认识成都的人。第一声他没接，第二声响到一半的时候，他接了。
“你好，请问是林渡林老师吗？”对面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语气很正式，像是打工作电话。林渡说我是。对方停顿了一秒，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说：“我叫罗斌，是一个朋友推荐的你。她说你帮我处理一些……人际方面的事情。”
林渡走到客厅，拿起笔记本，靠在沙发上。“您请说。”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罗斌讲了一个让林渡感到棘手的案子。不是技术上棘手，是伦理上棘手。
罗斌今年四十一岁，在成都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已婚，有一个七岁的女儿。他想结束的关系，不是朋友，不是同事，不是前任——是他的母亲。
“我不是不想养她，”罗斌的声音有一种疲惫的克制，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太久的人，已经没有力气愤怒了，“我每个月该给的钱一分不少给，逢年过节该回去回去，该买的东西买。但我真的不能再让她住在我们家了。林老师，她在这里，我老婆要跟我离婚了。”
林渡没有急着插话。他仔细听着罗斌描述母亲住进家里之后的情形：冰箱里的东西永远被重新摆放过，做饭的口味被不断挑剔，孩子穿什么衣服、几点睡觉、看什么动画片都要插手。罗斌的妻子从最初的忍让到后来的争执，到现在已经收拾好行李搬到了娘家，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你妈不走，我不回。
“我跟她谈过很多次。每次我开口说‘妈，要不您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她就哭了。不是大吵大闹，就是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哭。哭完了说‘我知道我老了不中用了，你们嫌弃我，我走就是了’。然后她就真的去收拾行李。你说我能怎么办？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个人在老家，万一出点什么事，我一辈子良心过不去。”
罗斌说到这里，声音终于有了一点裂痕：“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老婆跟我离婚啊。林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
林渡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那个裂纹像一张扭曲的地图，现在看起来又像一条干涸的河床。他沉默了几秒，说：“罗哥，我想先跟你确认一件事。你来找我，是希望我帮你做什么？是替你跟你母亲沟通，让她搬回老家？还是帮你处理你跟母亲之间的某些具体问题？”
罗斌说：“我不想伤害她。但我需要她走。”
这个案子踩在了一条很细的线上。林渡给自己的业务定过几条底线，但“家庭成员之间的边界调整”这件事，他没有明确列入过禁止清单。他没有处理过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案例，不是因为没遇到过，是因为他一直在回避。他知道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会有很多人来找他——被父母控制到窒息的成年人、被子女当成免费保姆的老人、被亲情的名义绑架的所有人。这些案例太沉了，沉到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扛得住。
但罗斌的那句“我不想伤害她，但我需要她走”，像一把钥匙，不知道打开了哪里。
林渡想了想，说：“我需要先跟你做一次线下面谈。你能来一趟吗？这个案子如果接，我需要了解你和你母亲之间更多的细节，而且我必须当面确认你没有隐瞒任何关键信息——比如你是否真的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尽到了该尽的义务。不是我不信任你，是我需要为我的介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