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的日本工厂，如今不叫日本工厂了。门上贴了封条，白纸黑字，红印泥，督察总队的章，方方正正，像一块烙铁印在罪犯的脸上。封条从门框贴到门板，从门板贴到门楣，交叉两道，像棺材上钉的十字架。厂牌摘了，铜的，扔在仓库角落里，落了一层灰，上面还有“日商”“株式会社”的字样，模模糊糊的，像死人脸上的妆。机器停了，不是关的，是拆的。电机拆了，皮带卸了，飞轮卸了，搬上卡车，拉到栖霞的军需仓库。能用的留着，不能用的卖废铁。烟囱不冒烟了，光秃秃地戳在那里，像一个被砍了头的巨人，脖子上的断口朝天，等着下雨接雨水。院子里长出了野草，狗尾巴草、灰灰菜、蒺藜，高的长到膝盖，矮的贴地爬。风一吹，草叶子沙沙响，像无数张嘴在小声说话——说的是日本话，但谁也听不懂。
有的改成了督察大队的仓库，堆弹药、堆被服、堆罐头。有的改成了新兵营的食堂，桌子是日本的，椅子是日本的，碗是日本的，筷子是日本的，吃的是龙国的大米白面。有的改成了训练场的靶场——靶场最合适，墙高，院深，子弹飞不出去。打靶的时候，子弹头嵌进墙里，嵌了一层又一层，像墙上长满了铁疙瘩。赵洪昌没收这些工厂，没收得理直气壮。不是不讲理，是把理讲透了。查税——偷漏，三年没交一分，账本上写着“亏损”，仓库里堆着货，轮船上装着货运回日本。查账——造假，一本真账藏在地板底下，一本假账摆在桌面上。真账用日文写的，假账用中文写的。龙国人查账看不懂日文？督察总队有翻译。想到了龙国人中有懂日文的，但没想到赵洪昌连地板都撬。查消防——通道堵死，安全门锁着，钥匙在日本厂长手里。问他为什么锁，他说“怕小偷”。“怕小偷？你怕小偷，不怕火烧？三百个工人关在里面，烧死算谁的？”厂长不说话了。查卫生——老鼠比工人多，厨房的灶台上爬着蟑螂，工人宿舍的被子里有臭虫。查用工——非法拘禁，查地契——强占民宅，周围十几户老百姓的房子被拆了，扩厂房，一分钱没赔。老百姓告过，告到青岛市政府，市政府说“这是民国十九年，不是光绪二十九年”。老百姓又告，告到济南省政府，省政府转给山东保安司令部。冯诺看了一眼卷宗，批了四个字：“查实即办。”
一条一条地查，一桩一桩地办。鬼子工厂就没有合法经营的。不是不想合法，是合法赚不到钱。不偷税，利润少一半；不造假，订单少一半；不非法拘禁，工人跑一半；不强占民宅，厂房小一半。在日本，他们老老实实纳税、本本分分经营、规规矩矩用工，因为日本的警察管得严，日本的法院判得重，日本的监狱蹲得久。到了龙国，他们以为没人管了。他们忘了，山东现在的主人姓冯。
督察兵上门的时候，那些日本厂主还拿出营业执照，用蹩脚的中文喊“合法经营”。督察兵把执照翻过来。背面印着发照日期——民国十五年。执照上写的是“纺织厂”，院子里却堆着军用钢材。不是一吨两吨，是上百吨。钢板、钢轨、钢管，码得像一座小山，锈迹斑斑，在太阳底下泛着暗红色的光。督察兵蹲下来，用手指敲了敲钢板，“当”的一声，很脆。站起来，看着厂长的脸。
“合法经营？你一个纺织厂，进这么多钢材干什么？织布机用钢材？纺纱机用钢材？还是你准备改行造军舰？”
厂长的脸从红润变成惨白，从惨白变成铁青，从铁青变成了一座坟墓。嘴张着，想辩解，什么也说不出来。督察兵把执照撕成两半，塞进他的口袋。“留着当纪念吧。人跟我们走，厂子归我们了。”
厂长抱着撕成两半的执照，像抱着一个死去的孩子的遗像。腿软了，站不住了，靠着墙根滑下去，一屁股坐在地上。他抬起头，看着督察兵的脸，嘴唇哆嗦了半天。“我……我要见赵总队长……”
督察兵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见赵总队长？你确定？”厂长的脖子缩了一下。他不确定。赵洪昌的恶名他听过，听过很多次。那些被抓进去的人，没有一个出来的。他咽了口唾沫，摇了摇头。“不……不见了……”督察兵站起来，朝身后一挥手。“带走。”
两个士兵一左一右，架起他的胳膊，像拖一袋粮食一样拖了出去。皮鞋在地上拖出两道长长的痕迹，从仓库门口一直拖到大门口。厂长挣扎了几下，没挣脱；喊了几声，没人理。他的嘴还在动，但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院子外面。
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青岛的日资工厂，一家一家地封，一家一家地清。督察兵的动作很快，查封，贴条，清点资产，登记造册，人员带走。机器拆了装车，钢材搬进仓库。账本一箱一箱地抬出来，堆在院子里，像一座纸山。翻译一页一页地翻，一页一页地译，译出多少罪证，就有多少罪人。
大批鬼子逃离青岛。不是走，是跑。从工厂跑回住所，从住所跑回码头，从码头跑上船。船票买不到，买高价票；高价票买不到，买黑市票；黑市票也买不到，就挤货船。货舱里没有座位，没有铺位，没有窗户，只有煤灰和老鼠。他们蹲在煤堆旁边，抱着膝盖，缩成一团，像一窝被掏了洞的老鼠。船开了，海浪拍打着船舷，船身晃来晃去，有人晕船，蹲在角落里吐，吐得胆汁都出来了，但是没有人同情他们。
回去的时候，一毛钱都没有带走。不是不想带，是带不走。赵洪昌的督察总队查得太狠了，连藏在鞋底的存折都能搜出来。有人把钱缝在棉袄里，督察兵把棉袄拆了，棉花满天飞，钱一张一张地捡。有人把钱藏在孩子玩具里，督察兵把玩具拆了，螺丝拧开，底板掀开，钱就在夹层里。有人把钱汇到上海、汇到天津、汇到大连，想从那里转回日本。督察总队一纸公文过去，上海的银行说“对不起，账户冻结”，天津的银行说“我们依法办事”。大连？大连在关东州，是日本的租借地。可钱刚到大连，就被关东军扣了——不是龙国扣的，是日本关东军扣的。他们也学会趁火打劫了。
那群小鬼子也看出来了，督察总队根本就没有打算给他们活路。今天查你的税，明天查你的账，后天查你的消防。查不完，根本查不完。就算你补了税、平了账、通了消防通道，他们还有别的查。查你的用工合同，查你的居住登记，查你有没有随地吐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是“患无辞”，是“辞”太多了，多到用不完。现在不跑，等到想跑的时候就来不及了。于是一拨一拨地跑，一批一批地跑。码头上排队买票的人群里，十个人有七个是说日本话的。船公司加班加点，把货船改成客船，把客船改成难民船。票价涨了三倍，照样抢着买。卖票的窗口挤破了三块玻璃，碎玻璃扎了人的手，流血了，没人管。大家只想着离开，离开青岛，离开山东，离开冯诺。
那些跑不掉的，不是不想跑，是跑不了。资产冻结了，账户查封了，船票买不起。有人卖手表、卖戒指、卖大衣，凑够了船票钱，跑到码头，船已经开了。站在那里，看着大海，海浪拍打着堤岸，海鸥在头顶盘旋。叹了一口气，转身往回走。不是回工厂，是去督察总队。不是去自首，是去请愿。请什么愿？请赵洪昌高抬贵手，放他一条生路。赵洪昌的面都见不到，门卫站在门口，腰杆笔直，面无表情。“赵总队长不在。请回。”那人站在门口，等了半天，等到太阳落山，等到路灯亮了。门卫还站在门口，腰杆还笔直，面无表情。“赵总队长不在。请回。”那人终于走了，消失在暮色里。后来听说他去了上海，从上海去了香港，从香港去了澳门，从澳门去了台湾。最后去了哪里，没人知道。也没人在乎。
东京，外务省。不是炸了，是快炸了。外务大臣把一摞报告摔在桌上，“啪”的一声，震得茶杯跳了起来。报告摞起来有一尺高，全是抗议——青岛的工厂被没收了，青岛的房产被查封了，青岛的侨民被抓了，青岛的舰队撤了。每一份报告的最后都写着同一句话：“请帝国政府采取强硬措施。”
外务大臣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东京九月的风灌进来，不凉不热，但他觉得冷。转过身，看着办公室里那群低着头的高官，嘴角抽了一下。
“强硬措施？我怎么强硬？舰队进不去胶州湾，陆战队上不了岸，特工派一批死一批。你告诉我，我怎么强硬？”
没有人说话。有人低头看着自己的皮鞋尖，有人抬头看着天花板，有人在翻笔记本，翻来翻去，翻不出一个答案。
一个高官站起来。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单片眼镜，留着仁丹胡，他那一脸“我是来兴师问罪”的表情。他朝外务大臣鞠了一躬。“阁下，我去金陵。去龙国外交部，抗议。”
外务大臣看了他一眼。“去可以。不要提‘宣战’两个字。绝对不要提。”
高官的嘴角抽了一下。“明白。”
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嗒。背影笔直，像一个即将上战场的武士。但他的心里在打鼓。
金陵，外交部。王正廷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贷款协议。不是已经签好的，是还在谈的。中原大战把国库打空了，政府的运行都快没钱了。他这几天天天跟欧美各国的银行家吃饭、喝茶、打高尔夫球。饭吃得胃疼——法国菜太腻，英国菜太淡，美国菜太油，德国菜太咸。茶喝得失眠——龙井太淡，普洱太浓，红茶太涩，花茶太香。高尔夫球打得腰酸背痛——他以前打的是太极，现在打的是高尔夫，挥杆的姿势不对，抻着筋了。
秘书推门进来，脸上的表情写着“又来一个找麻烦的”。
“部长，日本外务省特使求见。”
王正廷抬起头。“他来干什么？”
“抗议。青岛的事。”
王正廷靠在椅背里，闭着眼睛。青岛的事？赵洪昌又没收工厂了？不是没收完了吗？还有漏网的？他叹了口老气，睁开眼。“让他进来。”
鬼子特使走了进来。个子不高，一米六出头——穿上鞋一米六二，脱了鞋一米五九。穿着笔挺的西装，藏青色，三粒扣，口袋叠着一块白手帕，手帕叠成三角形，露出一个尖。领带是深红色的，打着温莎结，结打得很大，大到几乎遮住了整个领口。皮鞋擦得锃亮，亮到能照见人影。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发蜡抹得太多，苍蝇站上去都打滑。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只单片眼镜——圆形的，镶着金边，用一根细细的银链子拴在领口上。走路的时候，镜片一晃一晃的，银链子一晃一晃的，像个马戏团的小丑。鼻子底下留着一小撮胡子，剃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像一块贴在嘴唇上的创可贴。
他走进来的时候，下巴微微扬起，嘴角往下撇着。那副表情，那副姿态，那副“我是大日本帝国特使”的派头，让人想从他脸上把那单片眼镜摘下来摔碎，想把他那一小撮胡子拔干净，想把他那根银链子绕在脖子上勒紧，想把他打出这间办公室——不，打出这栋楼，打出国境线，打到东京湾里去。王正廷看了他一眼，目光从上到下扫了一遍，又扫了一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人怎么还没被赵洪昌抓走？长得就是这个逼样，让人想毙了他。
特使走到办公桌前，站定。没有鞠躬，没有微笑，甚至没有寒暄。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牛皮纸信封，印着日本外务省的樱花徽章，封口用火漆封着，火漆上盖着印章，印章上刻着“绝密”两个字。他把文件双手递过来，递的姿势很标准，左手托底，右手扶边，微微弯腰。但他的语气不标准，硬邦邦的，像在递最后通牒。
“王部长，贵国在青岛针对我国侨民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必须立刻停止行动，公开道歉，并且做出赔偿。”
王正廷接过文件，看了一眼，放在桌上。没有打开，没有翻页，只是看了一眼封面。封面上的樱花徽章红艳艳的，像一滴凝固的血。他靠在椅背里，双手交叉搁在袜子上，脸上的表情写着“你说完了吗”。
特使见他不说话，以为他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声音更大，语气更强硬，单片眼镜在灯光下闪了一下——不是闪，是反光，灯光从窗户照进来，打在镜片上，像一只独眼怪兽在眨眼睛。
“王部长，贵国在青岛针对我国侨民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必须立刻停止行动，公开道歉，并且做出赔偿。”
王正廷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我已经听你说了一百遍”的疲惫。“我们知道。我们会通知有关部门的。”
特使愣了一下。有关部门？哪个有关部门？是工商部？是财政部？是军政部？还是山东的有关部门？山东的有关部门是冯诺，是赵洪昌。通知他们？他们听了你们的通知吗？他们听老蒋的吗？
他的嘴张了张，又合上了。不是没话说，是不敢说。他们之前派过特使去青岛，刚下火车就被抓了。不是“请”，是抓。两个便衣一左一右，夹住胳膊，推进一辆黑色轿车，拉到督察大队的驻地。关了一个星期，审了一个星期。“你来干什么？”“见冯司令。”“见冯司令干什么？”“抗议。”“抗议什么？”“抗议没收工厂。”“工厂是谁的？”“日本侨民的。”“日本侨民在龙国经营，遵守龙国法律了吗？”“……”“说。”“……”“不说？再关一个星期。”那个特使现在还在青岛的看守所里，每天吃窝窝头，喝白菜汤，脸都瘦了一圈。眼前这个特使不想步他的后尘。他咽了口唾沫，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脸上的表情从“强硬”变成了“僵硬”，从“僵硬”变成了“尴尬”，从“尴尬”变成了“我该说什么”。
他又开口了，但声音比刚才低了八度，低了八度之后又低了八度，低到像是从地窖里传出来的。
“王部长，你们必须做出道歉。否则——”
他立刻止住了话头。否则什么？否则就是宣战？这句话他以前说过，说过很多次。在东北说过，在华北说过，在华东说过。每次说的时候，龙国的官员都会紧张，都会让步，都会赔笑脸。但这次不行了。外务大臣下了死命令，不准再用“宣战”两个字。舰队进不去胶州湾，陆战队上不了岸，特工派一批死一批。你拿什么宣战？拿嘴？他的喉结上下滚了几下，嘴唇哆嗦了几下，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最后把“宣战”两个字咽了回去，像吞一粒没剥壳的花生，噎得直翻白眼。
“否则——就做出相对措施。”
王正廷心里冷笑。冷笑不是冷笑话的冷笑，是不出声的冷笑，是嘴角微翘、眼角微眯、鼻孔微张的那种冷笑，是“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冷笑。相对措施？什么相对措施？是相对地抗议，还是相对地谴责？是相对地往山东派间谍，还是相对地被赵洪昌抓？是相对地派舰队进胶州湾，还是相对地被冯诺的岸防炮轰出来？他从椅背里直起身来，双手撑在桌沿上，身体微微前倾。看着那个特使，目光像两把钝刀，不快，但够疼。
“我们会转告山东冯司令的。没什么事情就回吧。”
说完，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转身就走。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嗒，不紧不慢，不轻不重，就像他平时走路一样。背影笔直，连头都没回。门在身后关上，“砰”的一声，闷闷的。那声音不大，但很坚决，像一把铡刀落下来，把“谈判”两个字铡成了两半。
特使站在办公桌前，手里还拿着那份文件。嘴巴张着，眼睛瞪着，单片眼镜歪了——不是歪的，是滑了，滑到鼻尖上，银链子在胸前晃来晃去，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在甩尾巴。他的脸涨得通红。红不是从白色变成粉色、从粉色变成红色，是直接变成紫色，像一只被煮熟的螃蟹，连壳带肉一起红透了。嘴唇哆嗦了半天，喉结上下滚了好几回。最后从嗓子眼里挤出了两个字，声音很小，小到只有他自己听见。
“八嘎……”
王正廷走出会客室，走在走廊里。走廊很长，光线昏暗，地毯是深红色的，踩上去像踩在干涸的血上。他走了几步，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不是热的，是气的。擦完了，把手帕塞回口袋，继续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过身，看着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门。门的那一边，那个鬼子特使还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那份文件，脸上的表情还像吃了一只活苍蝇。王正廷的嘴角抽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赢了但我懒得庆祝”的淡然。
他转身，继续走。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口，推门进去，坐下来，拿起那份贷款协议，继续往下看。看着看着，忽然笑了一下。不是大笑，是那种嘴角微翘、眼睛微眯的笑。秘书站在旁边，看见了，问了一句。“部长，您笑什么？”
王正廷摇了摇头。“没什么。就是想起来——刚才那个鬼子特使脸上的表情，像吃了一整根苦瓜。咽不下去，吐不出来。苦得他直皱眉，但还得说‘好吃’。”秘书也笑了。
王正廷把贷款协议翻到最后一页，看完了。放下，靠在椅背里，闭上眼睛。脑子里在想一件事——贷款，利息，还款期限，抵押品。还有鬼子，抗议，道歉，赔偿。还有冯诺，岸防炮，新兵营，赵洪昌。这些事情，有的远，有的近；有的重，有的轻；有的关他事，有的不关他事。但有一件事他清楚——山东是冯诺的，冯诺做什么，他管不着。他也不想管。
栖霞。太阳快要落山了，天边的晚霞红得像一摊泼翻的颜料。冯诺还躺在摇椅上，猫趴在他腿上，骡子在院子角落里嚼着胡萝卜。老槐树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晃，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的脸上，斑斑驳驳的。他闭着眼睛，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地敲着，嗒嗒嗒。嘴角微微翘着，不是笑，是一种“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的满足。
赵洪昌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
“长官，青岛那边的日资工厂，已经没收了四十七家。还有十三家正在处理。鬼子跑了不少，青岛的日侨数量少了将近一半。剩下的那些，大多是跑不掉的——不是不想跑，是资产被冻结了，船票买不起。还有几个是等着我们去抓的，自首又不肯，跑又跑不了，天天在屋子里转圈。”
冯诺的手指停了一下。“转圈？让他们转。转累了就不转了。”
赵洪昌把小本子塞回口袋，犹豫了一下。
“长官，金陵那边，王部长跟鬼子特使见了一面。特使要求道歉、赔偿。王部长说——‘我们会转告山东冯司令的’。然后就送客了。”
冯诺的嘴角翘了一下。那个翘法不是笑，是一种“我就知道会这样”的得意。“鬼子特使呢？”
“走了。据说回去的时候脸色不太好，在车上一直不说话。”
冯诺翻了个身，面朝椅背，把毛毯往上拉了拉，盖住了耳朵。
“牛大力。”
“到！”
“给王部长发个电报。就说——山东的事情，山东自己会处理。”
牛大力应了一声，转身跑了。摇椅吱呀吱呀。猫呼噜呼噜。骡子嘎嘣嘎嘣。冯诺闭着眼睛，嘴角翘着。鬼子跑了不少，工厂收了不少，青岛清净了不少。今天是个好日子。
七律·鬼子跑反
青岛日厂尽查封，鬼子仓皇窜似猪。
税账假真藏地板，钢材军用作何图？
一纸封条门贴白，半船难民脸发乌。
外务省中频拍案，金陵部内打招呼。
特使单镜歪鼻侧，威胁话到半途无。
“相对措施”成笑柄，王郎拂袖送“慢走”。
赵洪昌笑而不语，冯诺摇椅晒太阳。
不是山东人好战，只缘鬼子太猖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