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若兰在整理寻亲资料的时候,赵德厚翻出了一个旧箱子。
箱子藏在床底下,积了很多灰。他把它拖出来,吹了吹上面的灰,打开盖子,里面是一堆旧物——几件旧衣服,一些老照片,还有一个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
“若兰,这个你来看看。”赵德厚把笔记本递给她。
沈若兰接过笔记本,翻开第一页,一股霉味扑面而来。纸张已经泛黄了,边缘卷了起来,有些页还粘在一起,需要小心翼翼地分开。
笔记从1994年10月开始记。
第一页:“10月18日,秀莲失踪。去镇上找刘婆子,她说没见过秀莲。去派出所报案,说人走失不满48小时,不受理。”
字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墨水晕开了,像是被水打湿过。沈若兰想,那也许是眼泪。
她一页一页地看。
“1994年11月,去了县城,找到刘婆子的老家,邻居说她已经搬走了,不知去向。”
“1995年2月,去了刘婆子新家,她已经搬走了。邻居说她搬走前跟一个男人见了面,搬去了外地,不知道去了哪里。”
“1995年5月,去了三个省找,没找到。钱花完了,回家借了钱再出来。”
“1996年3月,有人打来电话,说在南方一个城市见过秀莲。我连夜坐火车过去,到了之后发现是骗钱的。”
每一页都是一行行的记录,有的地方只有一句话,有的地方写满了整页。字迹从工整到潦草,墨水从浓到淡,像是赵德厚的希望在一页一页地减少。
沈若兰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
她的眼泪滴在纸上,洇开了已经模糊的字迹。她赶紧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怕把纸弄湿了。
笔记记了六年,从1994年到2000年。2000年之后就没有了,不是他不想找了,是他真的找不下去了——钱花光了,身体也垮了,若兰也找不到了。
他只能回家,把所有的希望压在心底,一天一天地熬。
沈若兰合上笔记,在桌上趴了很久。她的肩膀在抖,但没有哭出声。
赵德厚走过来,看到她在看笔记,沉默了一会儿。他搬了把椅子,在她旁边坐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
“若兰,这笔记你留着。”他的声音很轻,“里面有些线索,可能还有用。爹老了,脑子不好使了,你年轻,看得明白。”
沈若兰抬起头,看着他的脸。那张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睛浑浊,但眼神里有一种深沉的爱。
“爹,”她的声音沙哑,“您找了六年……”
“六年算什么。”赵德厚笑了笑,那笑容里有苦涩,也有释然,“要不是你找回来了,我还能再找六年,十六年,一辈子。”
沈若兰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扑进赵德厚的怀里,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
赵德厚轻轻地拍着她的背,一下一下,很慢,很稳。
“不哭,不哭。”他说,“都过去了。”
两本笔记本,一本是父亲找女儿和妻子的,一本是女儿帮别人找回家的。跨越了三十年的两本笔记,摆在一起,像是一段无法割断的血脉相连。
沈若兰把父亲的笔记和自己的笔记本并排放在一起。一本旧得发黄,一本还是新的。一本记录了一个男人的绝望和希望,一本记录了一个女人的坚持和使命。
她看着它们,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寻找,不是为了找到。寻找本身,就是一种爱。
赵德厚找了六年,没找到,但他的爱没有减少一分。赵秀芝找了三十多年,还在等,她的爱也没有减少一分。
她拿起笔,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今日读父亲笔记,知寻找之不易。今后每帮一个家庭,皆当全力以赴,不负等待之人。”
窗外,夕阳西下,把整个屋子染成了金黄色。
沈若兰把赵德厚的笔记和自己的笔记本放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她把照片发给了陈小宝。陈小宝很快回复:“姐,外公找了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了。您现在做的事,是在延续他的路。”
“是啊,”沈若兰回复,“我是在走他没走完的路。”
那天晚上,她和赵德厚聊了很久。他们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聊秀莲,聊过去,聊未来。
“爹,您当年找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沈若兰问,“任何细节都可能有用。”
赵德厚想了想,说:“有一个事,我一直没跟人说过。那年我去刘婆子老家找她,邻居告诉我,刘婆子搬走前,有一个男人来找过她。那个男人穿着一身黑,戴着帽子,看不清脸。
他们关在屋里说了很久,然后刘婆子就收拾东西走了。”
“一身黑,戴帽子……”沈若兰记了下来,“还有别的吗?”
“邻居说,那个男人走路有点跛,右脚好像不太利索。”
这个细节很重要。沈若兰在笔记本上重重地记了下来。
“爹,您当年怎么没继续查这个男人?”
“我查了。”赵德厚叹了口气,“但那时候没有监控,没有网络,一个人走了,就像一滴水掉进大海,根本找不到。我去派出所报案,他们说证据不足,立不了案。
我只能一个人瞎找,找来找去,什么都没找到。”
沈若兰沉默了一会儿。她知道,那个年代的条件有限,很多事情确实无能为力。但现在不同了,有dNA技术,有互联网,有志愿者网络,有大数据。
“爹,您放心,现在有办法了。”她说,“我会把您当年的线索重新梳理一遍,结合现在的技术,说不定能找到突破口。”
赵德厚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信任和感激。他说:“若兰,爹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找回了你。”
沈若兰握住他的手。那双手粗糙,冰凉,但很有力。
“爹,咱们一起找。不管多久,不管多难,咱们一起找。”
夜风有些凉,但院子里很暖。星星在天上眨着眼睛,像是在见证这对父女的约定。
沈若兰把那张照片设成了手机壁纸。每次打开手机,看到那两本并排的笔记本,她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一本是父亲的寻找,一本是女儿的延续。
这就是血脉。
第二天一早,沈若兰就把那个跛脚男人的线索告诉了赵德义。
“德义,你人脉广,帮我打听一下,当年刘婆子身边有没有一个右脚不太利索的男人。”
赵德义想了想:“嫂子,这事有点年头了,得慢慢打听。我今天就去找几个老邻居问问,看有没有人记得。”
“别急,慢慢来。”沈若兰说,“这事急不得,但也不能放下。”
她把那条线索写在了笔记本上,贴在了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每天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刘婆子同伙:黑衣男子,戴帽,右脚跛。”
李秀芬来送饭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便签。
“嫂子,这是啥?”
“我妈失踪案的一个线索。”
李秀芬凑近看了看,皱起眉头:“右脚跛……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
“你听说过?”沈若兰猛地抬起头。
“让我想想。”李秀芬挠挠头,“好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镇上有个老光棍,腿有点瘸,后来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好像姓马,叫马什么……”
沈若兰赶紧记下来:“姓马,腿瘸,老光棍,多年前离开镇上。”
虽然只是一个模糊的线索,但沈若兰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突破口。她决定,等寻亲项目稳定一些,就开始着手调查母亲的案子。
不为别的,就为了那个找了六年的父亲,和那个不知身在何处的母亲。
她要把这个家,完完整整地找回来。
她刚记完,赵德厚又翻出一页,递过来:“若兰,你看这个。”那页上画着一张简易地图,标着一个红叉,旁边写着:“马瘸子家,深夜有婴儿哭声。”日期是沈若兰出生那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