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上海法租界那间小小的公寓里，林观潮正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叠稿纸。
她确实请了假。她也确实没有出门。但原因也确实外界猜测的完全不同。
亨利走后的这一个多星期里，她几乎每天都坐在书桌前写东西。
她在写小说。确切地说，她在写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是一个被恋人抛弃的年轻女人，独自留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在回忆与现实之间反复拉扯。
她用第一人称写，语气细腻而哀婉，充满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和环境烘托，读起来就像一个刚刚经历心碎的人在借文字疗伤。
这篇小说是她为自己打造的“情伤证据”。
她知道有人在注意她。她不确定是宋怀安的人，还是别的什么势力的眼线，但她确定自己正处于某种程度的监视之下。
她需要为自己的“独自留在上海”提供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一个能让所有人信服的剧本。
一个被法国男友抛弃的伤心女人，因为无法面对破碎的感情而选择请假独处，在痛苦中写下缠绵的文字。这个故事足够合理，足够动人，也足够让她在这段时间里的“消失”变得无可指摘。
如果有人来查她，他们会发现一个心碎的女作家，在公寓里埋头写作，足不出户，连窗帘都懒得拉开。
这正是她想要他们看到的。
她写完一章，搁下笔，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
窗外的光线已经暗下来了，她没有开灯，就那么坐在渐渐浓郁的暮色里，望着窗外模糊的天际线。远处的屋顶在暮色中连成一片起伏的剪影，像一头沉睡的巨兽的脊背。苏州河的水声从远处传来，低沉而持续。
写这种虚构的爱情故事，让她不自觉地想起了很多事情。
她想起了小时候在北平的家里，冬天的晚上，母亲坐在炭火盆旁边，手里捧着一本线装的《红楼梦》，低声念给她听。
炭火盆里只有暗红色的火光，映在母亲的脸上，让她的轮廓显得格外温柔。
那时候她还太小，听不懂那些词句里的悲欢离合，但她记得母亲的声音——温柔的、缓缓的，像一条冬天里不会结冰的小溪，在安静的夜晚里流淌。
母亲念到黛玉焚稿时，声音会微微低下去，像是不忍心让那些字句太大声地落在空气里。
她靠在母亲膝上，半懂不懂地听着，只觉得那些名字好听——黛玉、宝钗、湘云——像一串串珠子在黑暗中发光，每一个名字都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美感。
母亲念完一段，会停下来，低头问她：“你听懂了吗？”
她摇摇头。
母亲笑了笑，摸了摸她的头发，说：“没关系，以后你会懂的。”
她问母亲：“黛玉为什么要烧那些诗？”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她不想把自己的心留给别人看。”
那时候她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现在她明白了。
她自己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把真正的心藏起来，只让别人看到她想让他们看到的那部分。她也在一字一句地焚烧自己真正的诗，只留下一层薄薄的灰烬，供外人观看。
她也想起了父亲。父亲不读小说，他读史。
书房里永远有一股旧纸和墨锭混合的气味，那种气味深沉而厚重，像一堵无形的墙，把书房和外面的世界隔开来。
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书脊都被翻得褪了色，露出下面灰白色的纸板。
她小时候偶尔溜进书房，踮起脚尖去够那些厚重的书脊，指尖触到布面封皮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微微的凉意和粗糙的纹理。
父亲会从书桌后面抬起头来，摘下眼镜看着她，目光从书页上移开，落在她身上，说：“你还太小，看不懂。”
她说：“那等我长大了你就给我看吗？”
父亲没有回答，只是重新戴上眼镜，低下了头。
父亲算得上进步，可毕竟是旧时代的读书人。他读史，读史的人知道朝代兴替、世事变迁，知道一个人可以走多远，也知道一个人走远了还能不能回来。
他知道她不赞成她往远处走，但他没有阻拦。
她要去法国的时候，他劝了她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国家多难，更要一心向学。”
她要来上海的时候，他也配合了。
离开是一种自由，离开也是一种断裂——和家、和过去、和自己曾经可能成为的那种人，一刀两断。
林观潮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直到窗外的天色完全黑透，她才站起身来，拉上窗帘，打开了桌上的台灯。
昏黄的光线重新填满了房间，在墙壁上投下柔和的光晕。
她低头看了一眼稿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墨水已经干了，字迹清晰而稳定。
她伸手翻过最后一页，在最下方写了一行批注给自己：
“情绪到位。可作掩护材料。”
然后她合上稿本，将其与那本蓝色笔记本放在一起，锁进了书架后的暗格里。
金属锁扣合上时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哒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她走到窗边，微微掀开窗帘的一角，往楼下看了一眼。街道上空荡荡的，路灯昏黄，梧桐树的影子在风中晃动，像一群无声的舞者。
没有人。至少没有她能看到的人。
但她知道，有人在看着她，或者至少，有人在等着看她下一步会做什么。
那些目光藏在暗处，藏在某个窗户后面，藏在某辆停在街角的黑色轿车里，藏在某个假装在看报纸的行人的余光里。她不需要看到他们，只需要知道他们在那里。
她放下窗帘，转身走向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她端起杯子，靠在灶台边上，慢慢地喝着。水的温度刚刚好，不冷不热，顺着喉咙流下去，带来一种简单的、实在的满足感。
她喝完那杯水，把杯子洗干净放回原处，然后回到书桌前，重新坐下，翻开稿本，拿起笔，继续写她那篇虚构的爱情故事。
笔尖在纸上游走，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夜虫在低语。
她写着别人的故事，藏着自己的故事。
而窗外的上海，在黑暗中沉默不语，像一个知道所有秘密却从不开口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