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摩”号那高大却已破损严重的舰桥指挥室内，气氛压抑、沉重得仿佛要将空气都凝固成铅块。
舰队司令官佐藤奉藏海军中将，如同一尊失去了灵魂的雕像，僵直地站在面向北方海面的舷窗前。
他那张一向以冷峻坚毅着称的脸上，此刻肌肉紧绷扭曲，嘴唇抿成一条毫无血色的直线，下颌的线条仿佛要刺破皮肤。
最骇人的是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目眦欲裂，眼眶周围布满了蛛网般殷红的血丝，眼球几乎要凸出眼眶，死死地盯着北方天际，那越来越清晰的第三波国防军战机群。
他的眼神中交织着极致的愤怒、难以置信的惊骇，以及一种近乎实质化的、深不见底的绝望与痛苦。
不仅仅是佐藤奉藏，舰桥内所有残存的旗舰高级军官，参谋长、作战部长、航海长、通讯长……
每一个人，无论军衔高低，此刻都几乎呈现着相似的状态。
他们的脸庞因情绪的极端冲击而变形，牙关紧咬，腮帮肌肉高高隆起。
不少人的拳头，因太过用力地砸在栏杆、桌沿或仅仅是在身侧虚握。
以至于指甲已经深深镶嵌进掌心的皮肉之中，刺破了皮肤，殷红的鲜血顺着指缝无声地渗出、滴落，染红了袖口或脚下的甲板。
然而，他们对此却浑然不觉！
不是因为麻木，而是因为与内心正承受着的、如同海啸般汹涌澎湃的剧痛相比。
这点肉体上的刺痛，根本不及其万分之一的尖锐与深沉！
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痛彻心扉的痛！
是灵魂被硬生生撕裂的痛楚！
这痛楚的来源复杂而沉重，如同数座大山同时压在心头。
首先，是对大日本帝国海军舰队主力即将被全部覆灭的痛。
眼前这支花费了日本帝国无数财力，数十年心血，承载着明治以来，无数海军将士梦想与荣耀的，仅存的海军主力联合舰队，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他面前被肢解，被摧毁。
从对马海战的辉煌到今日南黄海的绝境，这种从巅峰急速坠向毁灭的落差，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其次，是对大日本帝国国运刚崛起又即将沉沦的痛。
日本帝国自明治维新以来，筚路蓝缕，跻身列强，日俄战争的胜利更是将其推上巅峰。
然而，与国防军的战争，却仿佛一夜之间将这脆弱的“强国”幻象彻底击碎。
朝鲜半岛陆军的惨败，尚可归咎于大陆作战的困难。
但如今，被视为帝国生命线与最后屏障的海军，也在家门口的海域遭受如此惨败。
这意味着帝国赖以生存的海洋安全、对外扩张的爪牙、乃至国际地位，都将随之崩塌。
国运的断崖式下跌，怎能不让人肝肠寸断？
最后，是对大日本帝国未来黑暗命运的痛。
海军主力的覆灭，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失败。
它意味着帝国将彻底失去制海权，本土将面临直接威胁！
海外利益和资源通道将被切断，国际声望一落千丈！
甚至可能面临战败后，被彻底打压的悲惨境地。
……
一想到大日本帝国的未来，可能陷入漫长的黑暗与屈辱。
一种对民族命运的深切悲悯与恐惧，便啃噬着每一个知晓大势的军官的心。
在极致的痛苦与冰冷的理智交织中，一个念头如同鬼魅般，不受控制地浮现在佐藤奉藏，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尚存思考能力的日本军官脑海中：
此时此刻，如果还想为大日本帝国保存下海军最后这点残存的、象征性的力量——那四艘伤痕累累但主体尚存的主力战舰。
以期未来，还能维持一个海军大国的起码脸面，不至于彻底沦为三流海上国家的话……
似乎，唯有立刻、无条件地向国防军投降，才有一丝微弱的可能性！
是的，可能只有一丝！
这一丝可能性，也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屈辱。
因为，即使国防军接受投降，这四艘主力战舰也必然成为对方的战利品。
日本帝国需要拿出多少宝贵的利益，才能将这些象征帝国海军最后尊严的巨舰“赎回”？
这笔代价，濒临崩溃的帝国是否还能承受？
更何况，一个更加冰冷而现实的问题挥之不去。
这四艘主力战舰，在经历了国防军这场展现出的全新海空作战模式洗礼后，似乎已经“过时”了！
它们的巨炮在无法制空的情况下，威力大打折扣，其设计理念在面对立体化打击时显得笨拙而脆弱。
花费天文数字的代价，换回几艘可能在未来战争中，仍难逃类似命运的“过时”巨舰，这真的还有必要吗？
性价比何在？
当然，如果抛开战舰本身，选择投降或许还有另一层意义。
即能为日本帝国海军保存一批宝贵的，拥有实战经验（哪怕是失败经验）的骨干官兵。
这些经历过地狱般战斗洗礼，知晓现代海战残酷性的军官和水兵。
是未来重建海军，总结经验教训，培养新一代人才不可或缺的种子。
如果连同战舰一起玉石俱焚，那么日本海军的人才断层将是灾难性的。
重建之路将真正需要“从头开始”，这代价或许比失去战舰更为沉重。
然而，“投降”这两个字，在日本军队，尤其是在深受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浸染的帝国海军中。
是一个极其避讳、近乎禁忌的词语！
它比死亡更加可怖，比失败更加耻辱！
不仅是因为长期以来，军国主义精神和武士道精神的双重荼毒。
早已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死事小，失节事大”、“投降即国贼”等观念，深深烙入了绝大多数日本军官的灵魂深处。
对于他们而言，战败可以接受。
甚至全军覆没、以身殉国也被视为一种荣耀的归宿。
但主动举起白旗，是不可饶恕的懦夫行径！
是对天皇、对日本帝国、对军人荣誉的彻底背叛！
这种思想钢印是如此坚固，以至于在绝境中，选择“玉碎”几乎是他们唯一能想到的、符合“正道”的结局。
而且，即使有那么一两个军官，在极度的痛苦与绝望中。
凭借最后一丝残存的，超越个人荣辱的理性。
意识到投降，或许能为风雨飘摇的日本帝国海军，保留最后一点元气。
是一个于大局、于民族长远利益而言，相对“正确”，甚至“明智”的选择……
他们也绝对没有敢于开口的勇气！
因为，在此时的日本社会与军队氛围下，率先提出投降的人，将要承担无与伦比的“罪责”！
那绝非个人能够承担的重压！
这“罪责”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是政治上的、道德上的，甚至是关乎家族血脉的！
在大日本帝国那样极端强调“忠君爱国”、“一亿玉碎”的国情环境下。
提出投降者，瞬间就会从高级将领沦为“国贼”、“懦夫”、“叛徒”！
他将受到全社会的“千夫所指” ，被舆论和宣传机器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这还仅仅是个人名誉的毁灭。
更可怕的是牵连。
提出投降，很可能被视为动摇军心、背叛天皇的重罪。
不仅提出者本人，大概率会被暴怒的同僚或宪兵当场处决。
即使侥幸活到战后，也难逃军事法庭的严厉审判。
而他的家族、后代，也将受到永久的牵连与歧视。
在社会上难以立足，承受无尽的污名与排挤，子孙后代都将活在“国贼之后”的阴影下，永世不得翻身！
因此，即使理智告诉他们，或许该考虑那条屈辱但可能留存一丝希望的道路。
即使情感上，对帝国海军和官兵的命运充满了不忍。
也绝没有哪怕一名军官，敢在此时此刻，冒着身败名裂、家族蒙羞的万劫不复之险，去做那个提出“投降”的“出头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