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牺牲五年了，她一直没敢告诉老伴？”
许知微抬起头。
赵护士长叹了口气。
“老人就在外面。”
“姓郭，叫郭桂芝，六十多了。”
“儿子郭建平，五年前海上执行任务时牺牲。”
“老伴身体一直不好，家里怕他受不住，就说儿子调去了外地。”
“这一瞒就是五年。”
许知微皱了皱眉。
“那平时通信怎么办？”
“家里人代写。”
“儿媳偶尔也寄信。”
“说建平工作忙，不能回来。”
赵护士长顿了顿。
“可老爷子最近身体好了一些，非要亲自来东海。”
“火车票都准备买了。”
许知微走出办公室。
长椅上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衣服洗得发旧，手里抱着一个布包。
看见许知微出来，她立刻站起身。
“你就是许顾问吧？”
“我是。”
“你帮帮我。”
郭桂芝一开口，眼圈就红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许知微把人请进办公室。
“您慢慢说。”
老太太坐下以后，先从布包里拿出一沓信。
最上面几封已经发黄。
“这些都是我们家这些年给老头子看的。”
“他说建平写的。”
“其实都是他媳妇照着以前的口气写的。”
许知微翻了一眼。
每封信都很短。
“爹，娘，我一切都好。”
“工作忙，今年回不去。”
“家里别惦记。”
五年下来，内容几乎没有变化。
“老人一直没怀疑？”
“以前没有。”
郭桂芝摇头。
“他身体不好，常年吃药。”
“建平出事那年，我们真怕他一下撑不住。”
“医生也说不能受刺激。”
“后来一年拖一年。”
“每次想说，都觉得再等等。”
“结果就拖到现在。”
“最近为什么突然一定要来？”
“他七十大寿快到了。”
老太太抹了把眼睛。
“说这辈子别的都不要，就想见儿子一面。”
“还说自己这把年纪了，万一哪天闭眼之前都见不到儿子，那才亏。”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这件事不能简单用“该不该说真话”判断。
郭家当年隐瞒，是出于现实的身体顾虑。
可五年以后，这个谎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维持。
许知微问：“老爷子现在身体怎么样？”
“血压还是高。”
“但比前几年好多了。”
“县医院前两个月还查过。”
“能走路，也能坐车。”
“平时精神呢？”
“挺好。”
“每天还去村口下棋。”
“有没有出现过晕厥、严重心脏问题？”
“没有。”
“那你们有没有再问过医生，他现在能不能承受重大消息？”
郭桂芝愣住。
“没有。”
“我们只记得五年前医生说不能受刺激。”
许知微点头。
“先重新做身体评估。”
“不要靠五年前那句话一直判断。”
老太太立刻问：“那要是身体能承受，就告诉他？”
“要告诉。”
许知微没有回避。
“但不能突然一句‘你儿子五年前死了’就砸下去。”
“这五年他一直活在期待里。”
“除了儿子的死讯，还要面对一件事。”
“你们所有人一直瞒着他。”
郭桂芝脸色一下白了。
“他会不会恨我们？”
“有可能生气。”
“也可能怪你们。”
“但这是他有权知道的事。”
“继续瞒下去，只会让最后那一天更难。”
郭桂芝低头捏着衣角。
“我就是怕他撑不住。”
“怕可以。”
“但先把能做的准备做好。”
许知微拿纸记下。
“第一，重新查身体。”
“第二，不要让他一个人听这个消息。”
“第三，最好由最亲近的人说。”
“第四，别急着解释你们为什么瞒。”
“先让他有时间反应。”
老太太听得很认真。
“那能不能让你在旁边？”
许知微抬眼。
“老爷子已经到东海了？”
“没有。”
“那就不急着把他叫过来。”
“先做体检。”
“如果确认适合长途坐车，再决定是在老家说，还是来东海说。”
郭桂芝点头。
刚把信收起来，门外忽然传来急促脚步声。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推门进来。
“娘！”
郭桂芝吓了一跳。
“你咋来了？”
“我能不来吗？”
女人正是郭建平的妻子，孙玉兰。
她眼睛通红。
“爹已经上车了！”
屋里所有人都愣住。
郭桂芝一下站起来。
“什么？”
“他没等你？”
“今早自己去县城买了票。”
孙玉兰急得声音发抖。
“邻居看到以后才跑来告诉我。”
“算时间，下午就能到东海！”
“你不是把他身份证明收起来了吗？”
“他去公社开了介绍信！”
郭桂芝腿一软，扶住桌子。
“完了。”
“他要是真找到部队……”
根本不用问。
郭建平牺牲后，名字被刻在军区烈士纪念墙上。
档案里也有记录。
老人只要真到了东海，不可能一直什么都看不到。
许知微已经站起身。
“知道他坐哪一班车吗？”
孙玉兰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抄下来的车次。
“下午三点四十到东海站。”
许知微看了一眼墙上的钟。
两点五十五。
还有四十五分钟。
她立刻拿起外套。
“通知方政委。”
“再联系军区医院，准备医生和急救药品。”
郭桂芝慌了。
“许顾问，现在怎么办？”
许知微看向她。
“去车站接人。”
“这件事已经不能再往后拖了。”
而与此同时。
东海站开来的绿皮火车上。
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正把装着鸡蛋和腊肉的布包往怀里拢了拢。
他问对面旅客：
“同志，东海军区离火车站远不远？”
“我五年没见儿子了。”
“这回说什么，也得给他一个惊喜。”